4月18日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在浙江省德清县组织召开了“2019’科技伦理研讨会”。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学部道德委”）主办，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规范与伦理研究支撑中心、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、德清县人民政府承办，《科学与社会》编辑部协办。会议以“国际背景下中国科技伦理问题的挑战和应对”为主题，围绕“国外科技伦理规制的经验与借鉴”和“中国科技伦理规制框架”两个议题展开，探讨了我国重大科技伦理事件/议题的应对与管理机制、总体性框架及策略模式，讨论并提出了对策建议。学部道德委部分委员、浙江省科协领导、德清县政府领导、科研管理部门代表、科技专家、人文社科专家、企业界代表以及媒体人员共一百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。

学部道德委副主任欧阳钟灿院士主持开幕式。他指出，基因编辑、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科技正在深刻改变，科技伦理问题越来越凸显，伦理规制愈发不可或缺，相关的研讨、推进工作都迫在眉睫。学部作为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，非常重视科技伦理问题。自2011年开始，学部就通过部署课题和组织研讨会，为科技工作者和伦理专家的相互交流提供平台。

学部道德委主任裴钢院士在会议致辞中指出，今年正值五四运动一百周年，五四运动带来德先生和赛先生，一百年后的今天，中国仍然面临科技发展的艰巨任务，科技工作者既要把科学事业做好，更要重视科技伦理问题，为科技的有序发展打下基础。浙江省科协副主席姜长才在致辞中指出，中国作为新兴的科研大国，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人才队伍，既是新技术的诞生地，也是新技术的主舞台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科技伦理建设，可见国家对科技伦理问题的重视。德清县委副书记王伟峰在致辞中指出，德清县一直走科技创新之路，德清县人均专利发明的拥有量远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，是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县，他认为政府也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主体，应发挥积极作用。

在会议主题报告环节，报告专家结合自身的研究成果和实践体悟，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突出伦理问题、国内外科技伦理规制的重要理论与经验，并提出诸多有益的思考和对策。

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许智宏院士在报告中指出CRISPR-Cas9 技术在科研活动中已得到广泛应用，在全面分析基因编辑技术伦理问题和争议焦点的基础上，他提出应对基因编辑技术伦理问题的几点建议。针对政府，他建议：第一，从宏观层面加强约束，通过立法提升基因编辑的监管强制力；第二，对违反规定的人员与机构建立明确的惩罚制度；第三，编制针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医学应用指导原则；第四，启动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研究专项；第五，建立基因编辑领域的临床成果转化规制；第六、积极提升中国在基因编辑伦理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。针对科研院所，他建议：第一，在严格规范的前提下加强基因编辑的原始创新；第二，进一步强调科研机构基因编辑研究伦理审查的主体责任；第三，发布中国科学家基因编辑的伦理共识；第四，加强科学家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伦理教育与培训。针对公众，他建议：第一，搭建新兴技术与公众对话的平台；第二，加强媒体的科普能力建设。

荷兰代尔夫特科技大学Jeroen van den Hoven 教授的报告概述了欧洲负责任的创新体系的关键要素与核心实践。他指出，科技创新引发诸多伦理问题，目前有35 种方法来实践研究与创新中的伦理要求，包括事前的（如识别新兴技术、评估潜在伦理影响等）、事中的（如价值嵌入设计、伦理学家参与等）、事后的（如分析已存在技术的伦理问题等）。在谈到如何才能实现负责任的创新时，他提出两个观点：第一，价值设计，将隐私、可持续、安全等观念作为设计目标，并通过“价值-规范-设计”三个价值层次来实现；第二，通过设计解决价值冲突，有时创新过程会出现价值冲突，如新能源汽车虽然满足了可持续性，但是存在安全隐患。如要兼顾两个以上的价值目标，可以通过好的设计来解决。最后，他指出在欧盟的技术政策中，伦理、法律与社会议题，负责任的创新以及技术评估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功能，这些政策通常既体现了预防性的原则，也与那些根本性的伦理原则相协调。

美国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Rosario Isasi 教授的报告围绕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两个主题展开。她先介绍美国有关科研不端治理的相关法规，如美国《举报人保护法案》也适用于科研不端举报人的保护，并阐述了美国科研不端行为的双层级管理模式：一是联邦层面，二是机构层面。随后，她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例，介绍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的相关规定，如任何使用CRISPR/Cas9 技术进行人体基因治疗的方法，如果用于生殖细胞编辑或改变遗传性状都会被禁止。最后她建议，要通过评估法律工具的使用，加强社会文化层面的道德谴责，加强举报人保护等方式，来应对科学研究中的越轨行为。她认为对于一个政策体系来说，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以变革方向和力度，包括重塑现有的治理结构、重构利益相关方（例如科学家、决策者、资助机构等）的角色与权力，不仅仅是政策的变革，也能够激发集体行为的实际变化。